持续生产的天粮吸引许多难民来到巴别空间站。抵达这里意味着有机会摆脱地球上的饥荒与物资匮乏；难民家庭寄望于这条生路，人口贩子和偷渡网络也借此招揽生意。
食物供应无法同时解决合法身份、住所、医疗、教育、工作资格与城市准入，也不能自动让免受暴力的保护落到实处。活下来以后，难民仍须争取被共同体接纳的条件，以及决定自身生活的机会。
空间站实行出生公民权：孩子只要出生在空间站，便自动成为空间站公民。
这条规则不会同时改变父母的身份。一个经由人口贩卖来到空间站、没有合法居留资格的家庭，可能生下拥有完整公民身份的孩子。父母需要躲避登记、警方和移民管理，孩子却在法律上属于空间站；需要医疗或公共服务时，整个家庭便不得不在孩子的权利和父母暴露行踪的风险之间作出选择。
这也让经营偷渡业务的组织掌握了极具价值的资料。他们知道哪些家庭刚抵达空间站、哪些人有身孕、孩子何时出生，也知道父母为什么不敢轻易报警。《林中仓库》中发生在灰点区的婴孩失踪案，正是利用了这种身份裂缝。
统一的空间站公民身份没有消除四城制度差异。联邦层面确认归化与对外身份，居住城市则管理住所、就业、公共服务与日常执法；取得一座城市的合法居留，不等于已经成为空间站公民，公民身份也不保证一个人在每座城市都能以同样方式取得工作与服务。
灾难、人口贩运或迫害受害者可以通过封存审查重建身份，雇主、家庭、大学与其他可信机构也可以提供担保。这个渠道没有把所有非法入境者自动变成公民：稳定收入、住址、既往行为、安全风险和担保能力仍会决定一个人的申请能否真正进入审理。具体制度见公民身份、城市居留与司法管辖。
这项区别对难民尤其重要。制度确实保留了离开灰色身份的路径，却更容易听见拥有律师、雇主和社会关系的人。没有这些条件者即使遭遇相似危险，也可能始终无法把自己的经历变成一份有人负责处理的个案。
难民与无身份人士原本就是法律主体，不需要证明自己具有人格。缺口发生在程序开始以前：谁能替自己申请、谁掌握证据，以及求助会不会同时触发拘留、移交或强制安置。人工智能、克隆体与复活者还会面对主体资格和原有身份是否连续的额外判断；两类问题的区别见主体资格、法律身份与身份连续。
空间站难民主要集中在西望湾和八月港，但两座城市吸纳他们的原因并不相同。
西望湾是首都，行政、宗教和公共资源密集。东南街人口流动复杂，是当地最显眼的难民聚居地之一，也分布着福利院和收容设施。这些机构能够提供照护，同时也把缺少家庭与合法身份的人集中在行政、宗教团体、地下中介乃至人口交易都能接触到的地方。
东南街外缘也存在由难民自己维持的互助住所。赛博改造难民计划的一批幸存者在这里共同生活，多数人已因实验致残，只能依靠少数尚能行动的同伴、义体维修设施和外部捐助维持日常。钛拉顿承担了主要资助；煤港事件后，伊丽莎白与雷也开始提供长期资金、医疗和维修资源。互助院始终由居民自行决定援助用途，没有成为面向公众展示的慈善项目或克雷格计算的研究机构。
八月港拥有空间站唯一通往地球和星际航路的星港，也是偷渡者最直接的入口。大量难民最终落脚灰点区；福利院、基督教会等机构为部分无家可归者提供天粮、临时住所与基本照护。人口贩卖、黑手党业务和地下情报也追随同一批人流，使救助与剥削出现在同一街区：抵达空间站的人，往往同时进入第一张安全网和第一片捕猎场。
当灰点区的儿童需要专科救治时，通常会被转往海山区的海山儿童医学中心。对身份不稳的父母而言，把孩子送进医院也意味着留下记录、面对调查，并让自己重新进入政府能够看见的范围。
新君士坦丁堡也容纳难民，但规模小于西望湾和八月港，人口分布更加零散。这里少有成规模的福利机构，卡弗岛、斯坦菲尔德旧工业街区和东南区边缘更容易吸收二次流入者、灰色工人以及试图逃避外部控制的人。他们可能成为工厂和港口的低薪劳动力，也可能通过第三街门徒的外围网络获得工作与保护。街区公约和人情关系提供的是粗糙而直接的容身之处，其代价则是接受当地秩序。
新巴黎几乎没有公开可见的难民社区。未经审查的人无法以难民身份长期留在大学城；一个人若取得合法身份，并凭能力进入新巴黎大学的学习或研究体系，也就不再被当作难民对待。银辉赌场区会通过外包公司吸收少量清洁、后厨、搬运、酒店服务和安保辅助人员，外围也存在地下换汇、假证与其他灰色网络，但人员受到严格登记和分区管理。新巴黎并非完全不使用难民劳动力，只是不允许他们以一个群体的面貌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天粮降低了维持生命所需的成本，却不符合政府对于稳定人口的全部要求。除随家庭到来的老人和儿童外，许多难民仍被要求证明自己拥有收入；没有收入便无法长期租住住所，失去住所又更容易成为下一轮清理对象。
空间站政府会定期清理流浪难民，将他们强制送入工厂、军队或其他不透明的项目。所谓军队工作，往往只是待遇最差、替代性最高的佣兵和消耗性安保岗位。2016 年启动的赛博改造难民计划，则把数千名迫于生计的人直接变成了军事与执法用途的人体实验对象。
免费口粮维持了生命，住所与收入要求仍将难民推入劳动体系。缺少其他选择时，工厂、军队、企业或政府项目便能用生计条件迫使他们接受高风险安排。
少数难民确实能够凭技能、机遇或他人的帮助改变处境。钛拉顿从合法难民身份参加选秀，接受近乎全身的机械改造后成为知名艺人，拥有大量难民与无合法身份者支持。
这样的成功既真实，又会被政治和商业宣传重新包装。一个从难民中走出的明星可以给许多人带来希望，也可以被用来证明制度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机会。个人越耀眼，数以千计未能通过同一条道路的人便越容易从画面中消失。
空间站对难民的筛选因而主要发生在食物以外。身份、用途与可管理程度影响谁能安顿下来、谁被强制安排工作，以及谁会消失在不透明的项目中。